（1）彻底都市化、（2）就地工业化、（3）现代农业化、（4）乡村旅游化、（5）特色小镇化、（6）返乡重塑化、（7）彻底消亡化。

——不是每一条出路都记得住乡愁，但每一条都“存在即合理”、都事关乡村振兴。

以下三条出路：（1）彻底都市化（2）就地工业化（7）彻底消亡化，看起来似乎和乡村振兴完全无关，但其实这三类也是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环节与出路（就好比某人说“根本解决农民问题的方法就是消灭农民”一样，自有其深刻道理）。

                                               

 

第一：彻底都市化

农村变作都市、农业已经消失、农民变成“开着宝马扫街、坐着奔驰卖菜”一族——这只是少数派，在大城市的城郊扩张过程中上演。

第二：就地工业化

所谓“离土不离乡” ——这是政府最希望看到的局面之一。

上世纪沿海地区，以乡镇企业崛起为代表，确实出现了一波乡镇地区就地工业化。但那属于特定时代产物，当市场逐步厘清产权制度后，乡镇企业风头不再。

（尽管有人认为习李新政的“新型城镇化”包含就地工业化之义。但上世纪沿海地区以乡镇企业为核心驱动力的就地工业化机制已荡然无存；新一轮就地工业化的核心驱动力在哪里？目前看很朦胧。）

第三：农业现代化

所谓“有农业无农民、有农地无农村”局面——这也是政府最希望的局面之一。

农业现代化前提是土地规模化，近年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逐步放开，确实促进了农业现代化。

但两条特殊国情制约着土地规模化。其一，中国人多地少、土地分散的客观条件，制约着大规模土地集中化；其二，在目前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大规模土地集中也不适合政治国情，因为一旦经济波动农民缺乏退路容易引发社会动荡。

所以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包含两条分支：一是规模化的现代农业；二是精品化的现代农业。

精品化现代农业不强调规模，而强调高附加值！从网易养猪、到联想种猕猴桃、再到京东种植有机米，均属于此类（内在也符合国人对农品消费转型升级需求）。

第四：乡村旅游化

这也属于少数幸运儿。因为能够演绎成旅游村庄、旅游古镇的无非两拨：

一是“养在深闺人未知天生丽质难自弃”型。例如云贵地区的边远少数民族村寨，以其生态自然环境加上返璞归真的民俗风情，一下子成了城市化浪潮中身心疲惫一族心目中的“原生态美人”

二是“朝中有人好做官”型，从成都的“五朵金花”到北京城郊的乡村旅游带。讲天生资质条件，其实平平。但背靠优越都市区位，在城郊休闲时代大势中，乡村旅游必然崛起。

第五：特色小镇化

这里指的特色小镇，不是指旅游小镇，而是产业小镇！这是欧美发达国家中已经证明的现象，但在中国还刚刚萌芽。

在欧美发达国家，很多“大企业”确实存在一种“乡村小镇情怀”。很多特色小镇是依托一个或几个企业发展起来的。其中大部分是新兴高端产业的总部基地；也有少部分以传统精致工业小镇放在乡村。

这背后深刻原因是发达国家城乡之间，已经没有发展阶段的差距、只有发展形态的差异。乡村小镇的自然生态环境、低地价、以及某些独特人文环境，会和大城市形成互补，从而吸引一些大企业总部产业来到乡村、形成特色小镇。

尽管目前中国的高级人才和高端产业主要都集中在大中城市。但发达国家的先行实践表明：高端产业以及相应的高端人才，不一定就聚集在大城市，也可以来到乡村小镇。可以预见，未来中国的产业特色小镇，将率先在“北上广城市圈”中的教区乡村出现。因为这些地方会率先消灭城乡差距、这是形成特色产业小镇的前提条件。

第六：返乡重塑化

外出闯荡的成功人士回来养老置业、创业、再造老家！

尽管这个趋势目前还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但前瞻十年后，中国城市化曲线渐趋平稳，社会不再狂飙突进。中国整个社会心态极有可能重返中国千年文化传统：“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

这批“富贵返乡”人士带回来的资本与见识，会让多年来空巢化的广大乡村发生什么剧烈变化呢？目前还只能是“管中窥豹，只见一斑”。

但从占比来看，北京至道规划院预测这将会是中国传统乡村振兴较大的一条出路。

第七、彻底消亡化

与历史上天灾人祸导致的村庄消亡不同；这次村庄的消亡是主动消亡——可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中国三千年的小农经济，其自给自足方式严重依赖最原始的土地要素。因此，任何深山老林都可能“冒出”谋生人家；

而工业化城市化变局后，“规模聚集经济”替代“自给自足经济”。生产方式的改变，正促进大批边远山村、库区主动移民，原有村庄彻底消亡。

附：第八种？

北京至道规划院一直在犹豫是否要列出第八种：“非政府组织发起的情怀型乡村建设”。例如信阳郝堂村、北京辛庄等都属于这类。

但我们最终认为这些现象不构成乡村出路一大途径，只能算个别实验。

其实从民国时期就有一批热心的社会学家开始尝试乡村建设运动，如梁漱溟在山东邹平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在河北定县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虽然这批人本身是如此值得尊敬！但事实上，他们作用于中国乡村裂变的实际力量——却渺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今天，中国又重新涌现了一批非政府组织的乡建工作者以及“公益创业家”。但我的判断是和民国时期的那批社会学家一样，他们的工作缺少某种本质的必然力量——与前7种途径暗藏的必然趋势不可同日而语！可能只是一种乡村“乌托邦”追逐，而不是改变乡村社会的本质力量！